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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愿意做坏人，在这个焦虑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争着当好人。一旦发生伤害事件，即便是加害者，也会极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是好人。我是迫不得已的，其实我什么错都没有，你们可千万别冤枉好人

没有人愿意做坏人，在这个焦虑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争着当好人。一旦发生伤害事件，即便是加害者，也会极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是好人。
“我是迫不得已的，其实我什么错都没有，你们可千万别冤枉好人啊。”类似这般开脱，似乎已成为人们最常用的自保手段。
可是，既然大家都是好人，应该和睦相处、友善共事才对呀，为什么还会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受了委屈、受了欺凌呢？
如何定义“好人”？做了坏事就一定是“坏人”吗？这两个问题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结论。不过，有一个事实我想请大家明白：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群好人欺负一个好人，其他好人却坐视不管的诡谲现象。是的，大家都是好人，但大家都在犯错。
假如，你在一家大型疗养院（以下称A院）担任精神科主治医师。一天晚上，刚好你值班，突然，急诊室发来通知：某小区卫生服务站的护士发出求援信息，说有一名精神病患者在自己家里发作，一会儿宣称要烧房子，要把恶魔彻底烧干净，一会儿又拿着刀子说见人杀人、见鬼杀鬼，无论家人怎么劝阻都没办法让他安定下来。
这名病人曾在某医院（以下称B院）精神科治疗过，并长期在门诊追踪，定期开药服用，但是他这次发作之后，家人才从他的抽屉里发现一大包药物，全是拆开的，药物都混在一起，不知道几天没吃了。正因如此，他才失去控制，搞得天翻地覆。目前，警察已经前往病人家里进行处理。
针对这一情况，你们急诊室的值机人员按照院里的规定，赶紧将病房空床数量申报出去了。
过了五分钟，当地某精神科医院（以下称C院）出动了的精神科专用救护车，全速开往目的地驰援，车上有C院的随车精神科医师。然而，C院也同时表示，病房已经满床，如果该患者有住院的需求，C院将需要其他医院的协助，否则，就算C院的救护车顺利接走了病人，也无法安排后续的强制鉴定或强制住院程序。
过了15分钟，这次是救护车上传来的消息：那所小区卫生服务站的护士通知B院，发现B院同样满床，无法加收病患，而她根据家属提供的患者先前就诊的资料分析，患者很有可能是急性躁郁症发作。
而躁郁症发作时，患者会感觉到精力旺盛，不需要休息，根本不会累，自我感觉良好，话语明显增加，很难打断；思维分散，没有办法专注下来；行为脱序，严重失控；最糟糕的是，患者通常颇为满意这个样子的自己，根本就不配合治疗。
像这样多次复发的患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长期的药物控制，从而让躁症稳定下来，否则，等到躁郁症消退，患者变回一般人的思考逻辑时，该如何去面对“自己”先前干出来的“惊人之举”？只要患者发作一次，就可能造成糟糕的局面，比如亲戚朋友吓坏了，街坊邻居也怕死了，或者做出妨害公共安全的事。
接下来的几十分钟，救护车顺利载走了患者，但护士问遍了附近的医院，没有一家有空床的。唯独你所在的医院有空床，而且急诊设施完善，所以──目前救护车正向你所在的医院开来，预计十分钟内到达。
不久，患者如期到达了，是一位年轻男性，三十岁，正是躁郁症发作的最高峰时期。患者虽然被五花大绑，但看起来很冷静，没有极力反抗的模样。因此，你决定让患者解除约束，并且在急诊室跟他进行了简单的谈话，由于患者显得昏昏欲睡（是随车医师给予的镇定针剂的影响），没办法交谈，所以就直接办了住院。比较特别的是，随同的家属，只有患者的妹妹。办完住院程序以后，一切都回复原样。
第二天，患者的妹妹本来说好要拿健保卡来补单，却没出现。另外，有赖于现代的科技，患者以往的病历从先前数家就诊过的医院分别送过来了，确实是一个早期发病，而且多次复发，必须长期服药控制的患者。唯一值得记录的是，患者到病房以后，就显得很冷静，并没有出现他妹妹说的“要拿刀砍人，还要放火烧房子”般的躁动情形。当然，患者虽然承认自己有躁郁症，但依旧表示他并没发病，而且门诊医师开的处方药物，他都在长期规律地服用着。
又过了几天，院方开始有点着急，因为患者的妹妹一直没拿健保卡来，而医院最怕遇到的就是这种“丢包”现象——把患者送到医院以后，然后就打死不理。
“你妹妹一个礼拜没来看你了，你会担心她从此不理你吗？”你问患者。
“她应该是住院了，没办法来。而且，这次她做得太过分了，我再也不想理她了。”患者忿忿地说。
你观察了一下，发现患者并没有情绪波动加大，于是又问：“你怎么知道她住院了？”
“她总是说她没病，药也不吃，还说是我害她的。”患者说，“要不是她说要放火烧房子，我也不会打电话报警。”
一个不祥的预感从你脑中飞过：“你的意思是，那天是你报警的吗？”
“是啊？不然呢？”
于是，你匆匆跑到急诊室，请求通报网人员联系当天负责此案的人员，同时请护士帮你去查询紧急联络网中，处理过的精神科病患名单。最后，传来的消息证实了你的担忧。
接电话的警察说，是一位先生打来，说她妹妹躁郁症发作，要放火烧房子！
而另一方面传来的消息，更让你吃惊，那位患者的妹妹在第二天也因为大闹超市而被另一家医院强制住院了。
“我跟我妹妹都有躁郁症。”患者说，“那天，我妹妹在家大闹，我吼着叫她闭嘴，她不听，拿东西丢我，我不敢回丢，我怕力气大，会伤到她，结果她就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跑到阳台上对外喊救命。我怕出人命，只好打电话报警。等了好久，警车才来，我下去迎接，结果我妹妹就跟在后面，她抢到前头，把我的躁郁症诊断书拿给警察看。我还来不及讲话，就被绑到救护车上了。”
“难道你没跟警察和消防队员说发作的人是你妹妹，而不是你吗？”
“有啊！怎么没有？我刚跑过去，他们立刻把我五花大绑，推上救护车。我讲了好多遍，但每次都被他们骂‘疯子都说自己没疯’。最后就被打了两针，接下来的事我就记不太清楚了，等醒过来时，已经在病房里面了。”
“这几天，你怎么都没跟我讲？”
患者苦笑：“跟你讲，然后呢？你能怎么办？”
这位躁郁症患者按时服药，情绪控制得很好，面对妹妹站在阳台上大吼大叫，担心她有生命安全问题，所以报警。
但是，作为一名医师，你该怎么办呢？说出真相吗？一旦你说出真相，结果立刻会变成这样。
从送到医院开始，到这次住院期间，所有开过诊断书的医生，以及所有开过处方的医生，执行任务的护士与药师，不是没有医德，就是医疗疏失。
那群热心服务的警察、消防员、公卫护士、社工师等，也全部都是冤枉好人的笨蛋。
参与该事件的所有人，都可能吃上官司。
你的决定，将会影响很多人的身家安全。当你把真相告诉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时，所有人的情绪会立刻失控，然后开始疯狂寻找这位患者入院时“应该有躁郁症”的证据，就算只有三分，也得讲成九分，就算凭空想象的，也得说得煞有其事，大家都会说“我记得……”“好像有印象”“那个我不确定，但这件事是有的”“我应该有听到”。
这位病患将会惊讶地发现：在自己吐露实情后，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病历上的护理记录，一下子冒出好多经典的躁郁症发作的形容词。而这位患者会变成全民公敌，他只要出了点小错误，例如，护士站在护理站前发药，他第一个去排队，但排了很久，其他人没办法全部到齐，他火大了，骂了几句“三字经”，他的行为立刻就会被记录为“情绪暴躁、有言语暴力情形，继续观察”。如果他发现护理人员竟然这样写他，大发雷霆，那更好──果然是躁郁症发作。
而你呢？你会怎么做？得知他并没有发病之后，立刻放他出院？当然不是！如果这么做，你岂不是留下一个“物证”？
万一上法庭，法官询问：“既然你认为他是躁郁症发作，为何常规治疗是三个礼拜，而你在一个礼拜就让患者出院？”那你岂不是自找麻烦？
如果你没发疯，如果你跟绝大多数人有着同样的思考方式，你就会选择在病历上书写，根据住院后患者表现，尤其是护理人员长时间的观察（症状越写越重），把患者的诊断从“疑似躁郁症发作”改成“确定躁郁症发作无误”。
而参与这件事的人都会有个共识：为了避免让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牺牲这位患者几个礼拜的行动自由，也没关系。透过彼此的加油打气与共通的共犯情感，这群人很有可能会变成要好的朋友。
这位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错的患者，就成了真正的受害者，为了参与该事件的更多参与者的利益，这位患者必须被确诊为患有躁郁症。
当这位受害者掌握了这个“要命的关键”时，他什么都可以说，就是不能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越问，所有人的脸就越是铁青。因为没人能回答出来，但大家都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问这类问题，等同于在加深每个人的良心谴责。
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是恶意的。回想先前例子中的那一位精神科医师──他为什么会为这位患者安排住院？因为所有的证据通通齐备啊！这位受害者恰好有躁郁症，确实也多次发作，早年服药记录相当不好，也多次因为擅自停药而住院。最重要的是，当天送他来的人员，不只有警察和消防人员，随车的医护人员也都异口同声说他就是躁郁症发作的患者，还有他妹妹提供的诊断书为证。人证物证齐备，不收住院，难不成僵在门外。
能怪抵达现场的警察和消防人员吗？现场警察表示，大老远就听到他大声吼叫，要妹妹把门打开，还伴随着剧烈的捶门声，有谁会知道他担心妹妹会跳楼，或者不小心掉下去？等他转身向他们跑来时，大伙已经准备好要将他制服了，更何况他妹妹立刻跑出来，声称他躁郁症发作，手上还有诊断书为证。
能怪护士与紧接着抵达的救护车人员吗？当时，这个可怜的受害者发现警察抓错人了，当然会全力挣脱，大声嘶吼，场面一片混乱，随车医师能不打镇定剂吗？
问题也许出在报案电话的值机人员身上，没有将发病者特征问清楚，但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所有的伤害，都已经由受害者代为承受了。
好好思考上述这个例子，它看似简单，但每个部分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也都是值得探讨的。如果你真正看懂了，而不只是用道德谴责或说声司空见惯，自然知道问题所在。
然而，多数的加害者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即便有少数人察觉到有所不妥，也会躲在集体共犯结构之内，选择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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